宗教书画、造像、唐卡、天珠……宗教艺术品是当代中国的流行显示了文化潮流和经济利益如何深刻的塑造这艺术收藏和市场的面貌，如何横跨了从价格超亿元的顶级收藏品到十几元钱的大众旅游纪念品，从影视明星、僧俗信众、文化掮客到烧香拜佛的普罗大众，庞大而宽泛的受众也让这个市场充满了各种最为夸张的传奇和无孔不入的心灵鸡汤。
东汉末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佛陀塑像、佛陀绘画这些西来艺术形式和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形成了新的宗教艺术风格，魏晋南北朝的众多佛寺中雇佣工雕塑、绘画工匠和艺术家创作了大量的佛教石刻、雕塑、壁画，至今仍然留存的四大石窟多数都是北朝时代形成，可以从中想象当年佛教艺术的兴盛，上到皇帝权贵、下都平民百姓都曾在这些古代艺术遗存之前顶礼膜拜。唐代佛教中国化形成的禅宗则对中国艺术的观念和形式又形成重要而微妙影响，在宋元明清民间艺术和文人书画中皆有所表现。
作为收藏对象的佛教艺术品主要包括石造像、金铜佛造像、佛教法器、唐卡以及天珠等。佛教艺术品本身所蕴涵的宗教神秘感、中国普遍的祈福文化让这种收藏往往更容易产生影响，各类受众群体也能从中找到相对适合的心理需求、价格区间的藏品。
一、佛造像
原始佛教是反对祭祀和偶像崇拜的，但是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在印度西北部的键陀罗地区广泛流行，这个地区历来受到希腊和罗马文化的深厚影响，于是，希腊式造像艺术的传统迅速与大乘佛教的新概念融合，出现了键陀罗造像，首先影响到两晋时期的天山南麓地区的石窟造像。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佛教造像辉煌的艺术发展之旅。南北朝时，佛教石窟又迅速通过河西走廊今甘肃一带逐渐发展到了北魏拓跋氏政权所控制的地区，成就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北魏末期以龙门石窟和洛阳永宁寺为代表的营造佛寺、佛像的风气持续蔓延，当时魏国境内有三万多佛寺，二百万僧尼，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辽宁义县万佛峡，河南巩县石窟寺等都是那时代开始凿刻。之后北齐沿袭，河北响堂山和山西太原天龙山又有大规模石窟修建。青州出土的龙兴寺佛教造像也多是北朝时期的。隋唐时代佛造像更为圆润精美，宋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主流，耗费巨大的石雕佛造造像数量减少，泥塑、木刻、玉雕、瓷塑造像增多。
大都会博物馆藏北魏正光五年的鎏金成辅弥勒造像（午猷造像）
金铜佛造像是佛教流行时代数量应该不少，但因为历代毁佛运动留存数量不多，20世纪早期出土的北魏、南朝金佛造像有部分流向海外，如日本东京永青文库藏有南朝刘宋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韩谦造囊金铜佛坐像，大都会博物馆藏有多件北魏的金铜造像，其中最著名的是北魏正光五年的鎏金成辅弥勒造像(午猷造像)高达76.9厘米，体量巨大，造型精美。这是1918年河北正定县农民在犁地时发现的，立即引来大批北京古董商抢购，1920年北京古董商俞淮清、俞宴斋、丁济谦通过曾任陆军总长的正定名人王士珍说动地方当局帮忙，以3万块大洋购得这件造像极品，很快被日本山中商会北京分店经理高田义四朗以15万块大洋购买，随后送往中山商会纽约分店。1925年由美国的洛克菲勒夫人以22.5万美元购藏，不久又被转售给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20世纪后期在华北各省先后出土多件南北朝、唐宋金铜造像多保存在各地博物馆中。
宋以后在中原佛教造像之风渐趋理性克制的同时，西藏因为印度秘密佛教的传入并于当地的苯教融合形成藏传佛教，并有印度、尼泊尔的工匠前来参与创作，从13世纪延续至19世纪金铜佛教造像艺术盛极一时，并对周边乃至北京、喀尔喀蒙古都有影响。金铜佛像依其身份可分为佛、菩萨、明王、天等数种，在各大寺庙中，有各种不同的佛、菩萨、罗汉守护主尊佛像，制作材料一般是青铜、黄铜、红铜或其他铜合金。
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得到传播。元代宫廷有梵像提举司制作佛像，永乐皇帝为推行其宗教笼络政策，不断邀请西藏的高僧大德、上师喇嘛前来明廷，为应付众多封赏，在宫廷专门设立了隶属“御用监”的“佛作”为宫廷大量制作佛像、法器等赏赐川、藏、青以及京师的僧俗领袖。根据黄春和先生的考证，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的宫廷造像现存世大约仅有400尊，绝大多数为永乐作品。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崇信藏传佛教，汉藏之间的政教往来、相互馈赠、法事均需大量的佛像和佛具，康熙三十六年内务府在中正殿设立了“念经处”，专门负责管理佛教事务并设计制作佛像。在皇帝亲自的推动下，以宫中珍藏的新旧“番”、“梵”造像作为参考范本，宫廷技师与西藏、尼泊尔、蒙古优秀匠师配合制作了融合多民族、多地域艺术风格的大量清廷造像，部分自用，部分赏赐藏蒙高僧权贵，而五藏蒙高层也常常向皇帝进攻当地的各式佛像、法器。可以说，藏传佛教是清代宫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宫中设有佛堂建筑、佛教文物和制度化的佛事活动，收藏有藏传佛教造像数万尊，其主要来源为元、明、清三代的宫廷铸造及蒙藏朝贡进献的当地和印度、尼泊尔的金、铜、玉石佛像。
佛造像最早的收藏家来自欧美和日本，到1970年代以后港台藏家也参与进来。1990年代中国内地藏家数量大增，并开始影响全球市场。
瑞典学者喜仁龙1925年编著出版《5-14世纪的中国雕塑》是第一本关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的经典学术著作
近代对于佛教艺术的研究、考证、著录、收藏等由海外学者、古董商和藏家推动，长期担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的喜仁龙(Osvald Siren 1879-1966 )在来中国调研的基础上于1925年编著出版《5-14世纪的中国雕塑》(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是第一本关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的经典学术著作，著名的日本佛教造像艺术学者大村西崖所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松原三郎(SaburoMatsubara)于1961年出版《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一九六六年松原三郎再次出版四大册的《增订中国佛教雕刻史论》。
纽约佳士得与苏富比每年举办的两次印度与东南亚艺术专场已经坚持了20多年，而西方由来已久对藏传佛教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也促使了藏密佛像在西方世界的收藏众多、体系完整、品味卓越。西方多位著名的学者，如Giuseppe Tucci、Pratapaditya Pal、Ulrich von Schroeder等，也出版了众多经典巨著，为藏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使西藏密宗造像艺术的魅力在西方收藏界得到了全面的诠释与认可，并带领的收藏与拍卖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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