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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原型大揭秘:敦煌版美猴王最形象



《玄奘取经图》——榆林窟第3窟(图片来源:中新网敦煌研究院供图)
原标题:石窟艺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以河南巩义市石窟寺为例
在有关《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之来源的问题上,上个世纪初就发生过争论,几位当时著名的文学大师各有不同的解读。鲁迅认为是国产的,其原型为《水经注》中的水怪无支祁;而胡适、郑振铎认为是“进口”的,其原型为印度佛经中的神猴哈奴曼。这一争论虽已近百年,却迄无定论。
福建泉州开元寺元代石刻画中的《猴王哈奴曼》浮雕等,说明带有神话色彩的印度故事很早就传入中国。最近在敦煌石窟壁画发现的六幅《玄奘取经图》,时间跨度1400余年,有多达30余只形态各异的猴子形象。图中,玄奘身披袈裟,十分虔诚而恭敬;而孙悟空虽似人却猴相十足,毛发披肩,头戴金箍,手牵白马,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完全符合《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其所蕴含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
从敦煌石窟文献发现至今,已有百年时间,在海内外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学得以创立,并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者们在敦煌石窟文献的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其中关于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更是成绩斐然。但如何加大对石窟艺术中壁画、雕刻等所涉及的与文学相关的内容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却仍需要进一步重视。
河南巩义市石窟寺,论其规模,在我国石窟艺术中并不算大,然而却能名列前茅。它位于黄河南岸的邙山之南、洛水北岸。邙山原为秦岭的余脉,沿黄河向东延伸,直到郑州北郊。山不高,且多为黄土岭。唯独在巩义市老县城北五华里处,有一座突起的石山,名为大力山。大力山脚下,有一层巨大的灰的岩石层,石如刀削,形成一个个悬崖绝壁。巩义市石窟寺便位于这一天然的石壁之上。河南巩义市石窟寺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开凿时间早,且保存有特别珍贵的刻有北魏孝文帝及其皇后的18幅礼佛图,除3幅受损外,尚有15幅保存完整。礼佛图分为《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两种。《帝后礼佛图》为大型浮雕,人物众多,场面巨大,构图完整,错落有致。雕刻者刀法娴熟、形象逼真,充分显示出北魏雕刻工匠高超的艺术才能。它和同一时代产生的《洛阳伽蓝记》一样,理所当然成为认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历史教科书。
河南巩义市石窟寺有一幅与《西游记》中人物孙悟空和猪八戒之原型相关的浮雕,在一个刻画力士的雕像下方,刻有众多神魔,其中一处,并排刻有一猴一猪,正使劲向上托举。这情景,立刻可以联想到《西游记》中的人物孙悟空和猪八戒。可是,《西游记》是明代的神魔小说,即使往上追根溯源,也只能追溯到唐代的玄奘取经故事,而巩义市石窟寺是从北魏宣武帝年间(500—503)就已“凿石为窟,刻佛千万像”,也就是说早于唐代的玄奘取经故事一百多年。其次,过去所知的有印度神猴哈奴曼,却未曾听到有神猪的故事,况且它们是何时一起传入中国的呢?
193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册有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其中有一段涉及神猪形象,原文如下:
又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叁《佛制苾刍发不应长缘》略云:时具寿牛卧在峤闪毗国,住水林山出光王园内猪坎窟中。后于异时,其出光王于春阳月,林木皆茂,鹅、雁、鸳鸯、鹦鹉、舍利、孔雀诸鸟,在处哀鸣,遍诸林苑。出光王命掌园人曰:汝今可于水林山处,周遍芳园,皆可修治。除众瓦砾,多安净水,置守卫人。我欲暂往园中游戏。彼人敬喏,一依王教。即修营已,还白王知。时彼王即便将诸内宫以为侍从,往诣芳园。游戏既疲,偃卧而睡。时彼内人,花果,于芳园里随处追求。时牛卧苾刍,须发皆长,上衣破碎,下裙垢恶,于一树下跏趺而坐。宫人遥见,各并惊惶,唱言:有鬼!有鬼!苾刍即往入坎窟中。王闻声已,即便睡觉,拔剑走趁。问宫人曰:鬼在何处?答曰:走入猪坎窟中。时王闻已,行至窟所,执剑而问,汝是何物?答言:大王!我是沙门。王曰:是何沙门?答曰:释家子。问言:汝得阿罗汉果耶?答言:不得。汝得不还,一来,预流果耶?答言不得。且置斯事,汝得初定,乃至四定?答:并不得。王闻是已,转更瞋怒,告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宫女,可将大蚁填满窟中,蜇螫其身。时有旧住天神近窟边者,闻斯语已,便作是念:此善沙门,来依附我,实无所犯,少欲自居。非法恶王,横加伤害。我今宜可作救济缘。即自身变为一大猪,从窟走出。王见猪已,告大臣曰:可将马来,并持弓箭。臣即授与,其猪遂走,急出花园。王随后逐。时彼苾刍,急持衣钵,疾行而去。
陈寅恪认为,“《西游记》猪八戒高老庄招亲故事,必非全出中国人臆撰,而印度又无猪豕招亲之故事”,是“故事文学之演变”的结果。又,陈氏此文中,也考查了沙僧的出处,是见于《慈恩法师传》。陈氏所提出的看法,对我们应有启示作用。
石窟艺术除了塑造有众多形象外,其数量可观的文字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敦煌石窟中的文字自不必多说,巩义市石窟寺中也发现有佛经经卷,它对于佛教经典的整理意义重大。
石窟中一般都会有许多碑刻题记,据统计,巩义市石窟寺中存有碑刻题记二百余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甚至还保存了一首东汉时期的佚诗。这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当然也包括古代文学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这首佚诗是很偶然发现的,它被刻在石窟寺内西侧一座土窑的崖壁上,该土窑位于村庄的打谷场旁边,过去长期被泥土掩埋。1972年,村里为避风雨而在此挖洞,挖开泥土后发现了这座土窑,并在土窑岩壁上发现这首七言诗。经考证,其年代应在东汉的中后期。目前研究者将其称为《诗说七言汉摩崖题记》。题记为隶书,共七句,49个字。据考释,这七句诗的文字是:
诗说七言甚无恶,多负官钱石上作。掾史高迁二千石,掾史为吏甚有德。兰台令史于常侍,明月之珠玉玑珥,子孙万代尽作吏。
据介绍,此诗出土后研究者曾向施蛰存先生请教,施先生认为,这是一位欠了官钱而被罚作石工的工人写的一篇题记,内容是歌颂一位叫于常侍的官员的功德,祝愿他子孙世代能做官。(详情请参看马建中《巩义市〈诗说七言汉摩崖题记〉考》,《中国书法》2015年第7期)关于我国七言诗的产生和形成的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着古代文学研究者,主要问题在于保存下来的早期相关资料太少,这篇以七言诗写成的题记,虽说文字比较一般,但对我们认识和研究七言诗的起源,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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