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壁画的代表作——北京法海寺壁画


法海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囗东北约两公里的翠微山麓,由明代太监李童建造于明正统年间。明英宗赐额并赐大藏。法海寺主要闻名于寺内的壁画,经过五百多年漫长岁月,法海寺大雄宝殿的六面墙上,至今完整地保留着九幅极其精美的明代壁画。壁画分布在大雄宝殿北墙门的两侧、中佛像座龛背後和十八罗汉身後两面山墙上,壁面积达236.7平方米。


 佛龛背後绘的是观音、文殊和普贤三尊菩萨以及他们的脊属和坐骑。其中以中间的水月观音画得最为传神和出色。他宽肩袒胸、肩披轻纱,薄似蝉翼,胸饰璎珞,表情温和安详,屈左膝盘左而坐,形态庄重大方给人以清新明净、和蔼祥瑞、出世超凡之感。





 十八罗汉身後两幅壁画,作为罗汉像的衬景以如来佛和飞天为主,配以牡丹、月季、芭蕉和菩提等,加以祥云缭绕,显得庄重肃穆。




   北墙后门东西两侧绘制二十诸天。两幅画共有人物35人,三五成组互相呼应,人物服饰华丽,仪表庄重温雅,色泽艳丽浓厚。人物之间互相顾盼,前后呼应,而且宾主分明。人物并没有启口,而我们好像听到他们喁喁低语,画中丝竹不多,而我们好像耳旁飘来了音乐的声音。




  这些精美绝伦壁画的作者,从法海寺附近一块明正统九年(1444年)甲子冬日太监李福善等立的楞严经幢上发现,其上所题的助缘协力善人的题名中,除了瓦匠、石匠、雕花匠、妆艺匠、嵌金匠等各色工匠的名字外,还有捏塑官陆贵、许祥,画士官宛福清、王恕,画士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要等人的题名。经幢是法海寺修建完工後第二年所立,为工部营缮所副京囗陈敬所书,幢上听列人名无疑都是当时工部营缮所所属来修建法海寺的工匠。由此可知,法海寺这些精湛的艺术杰作,就是这些画士官和画士所绘。

法海寺明代壁画与山西永乐宫元代壁画相比较,法海寺壁画在规模、力度、气势上不如永乐官壁画,而在人物刻画、图案精微多变,多种用金方法等画工技巧方面,法海寺壁画比永乐宫确实成就较高,在壁画制作工艺上也有新的发展。

法海寺壁画具有工丽谨严而兼奔放洒脱的特点。它的艺术气派是由画家们高度熟练的技法与坚韧不拔的劳动获得的。有时是放纵得那样豪迈,高达一百六十厘米的人物,长达九十厘米的衣纹线条往往一气呵成,中间毫无停滞犹豫的痕迹;有时是收敛得那样谨慎,轻描细染,在不足方寸之间镂绣出间不容发的花纹,画家的修养到了"静如处子,出如脱兔"的境界。因而在捕捉形象与刻划细节时,得心应手,任意驰骋,显得胜任愉快。表现方法基本上是单线平涂,在颜面、花朵各部分适当地采用了丝染的手法,而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是非常丰富与广阔的。同样是用线描出,而铠甲就显得凝重有力,纱罗就显得飘飘欲飞;同样是渲染,少女的脸,盛开的莲花与天王、力士们的肌肉就俨然几样效果。所用的线条基本上是“铁线”,间用“兰叶”和“钉头鼠尾”。针对不同的物象,有时势如离弦之箭、脱缰之马;有时又盘曲回旋,迟迟不前,用中锋和焦墨的时候较多;有时也用淡墨和偏锋。可以看出画家针对不同物象,有时以“五日一山,十日一水”的态度惨淡经营;有时又以“即兴”的态度一挥而就,把水月观音身上的那些以“叠晕”方法画出来的团花和普贤脚下以墨笔勾勒成的六牙白象对照来看,前者是需要日以继夜才能完成的,而后者显然是速写性质,只不过几分钟就可以画完,而二者艺术上的成就“各尽其妙”,是很难区别高低的。一般地说,画中的线是稳定简练、准确而有运动的感觉的。这种绵长洒脱的线条,不仅显示了画家们的艺术修养,也体现了明代寺观壁画的传统和渊源。

至于用色方面,法海寺壁画是沿用了重色的方法。由于较多地使用朱砂、石青、石黄特别是在人物的璎珞、钏镯、铠甲、兵器以及各处裙带上,大量使用“描金”和“沥粉贴金”的方法。在国内现存的古壁画遗迹上,金碧辉煌的气氛到了这种程度的还是少见的。许多地方使用了多层的“叠晕”和“烘染”的手法,更增加了画面的美丽华贵的感觉。碑记中叙述的“象设庄严,悉涂金碧,光彩炳耀”的景象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国现存明代壁画中,从壁画艺术、规模、完整程度和壁画制作工艺、绘画技巧、人物造型及用金方法等多方面综合论证,法海寺壁画堪称我国明代壁画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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